导语：广泛的野生动植物贸易不仅威胁着全世界的物种，还可能导致人畜共患疾病的传播。它涵盖了数百个物种，它们的保护状况和相关疾病风险存在显着差异。但是，目前减轻野生动植物贸易的战略常常忽略了这些差异。
由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和德国综合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领导的国际研究小组为人们狩猎，交易或消费不同物种的动机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表明，需要更多差异化的解决方案来防止不受控制的疾病出现和物种减少。
研究人员研究了西非科特迪瓦的野生生物贸易网络，并编制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数据集之一。
©野生黑猩猩基金会
Covid-19及其相关的全球经济，健康和社会扭曲已经阐明了传染病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的惊人威胁。大约60%的紧急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的，起源于动物;其中最突出的是Sars，Mers，埃博拉病毒，HIV和Covid-19。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来自野生物种。许多声音呼吁对野生动植物贸易实行更高的限制，甚至全面禁止。威胁数百种物种的不可持续狩猎的破坏性影响也推动了这一需求。
然而，数以百万计的人，特别是在全球南方，以野生肉为生。狩猎和食用野肉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前的策略通常针对贸易法规，而不是严格的禁令。尽管物种的保护价值和传播人畜共患疾病的相关风险有所不同，但是人们选择某种物种的原因却鲜为人知。主要作者莫娜·巴赫曼(Mona Bachmann)解释说：“为了使野生动植物贸易更具可持续性，防止不可控制的疾病的出现和物种的减少，了解和理解这些原因至关重要，令我惊讶的是，关于这些原因的信息很少”
由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和德国生物多样性综合研究中心的蒙娜·巴赫曼和HjalmarKühl领导的国际研究小组研究了西非科特迪瓦的野生生物贸易网络。由于野生动植物贸易大部分是非法的，人们经常不愿分享信息。在当地可信赖的信息提供者(通常是猎人或丛林肉商人)的帮助下，研究人员得以破冰。大约有350位猎人，200位丛林肉商人和1000位丛林肉消费者提供了有关野生动植物贸易的详细见解，并为迄今为止的野生动植物交易网络提供了最全面的数据集之一。
不同物种，不同风险
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丛林肉贸易就涵盖了500多种物种-从老鼠到大象。该地区收获的食用森林猎物生物量中约有80%由快速繁殖的通才组成，例如啮齿动物，小矮龟或羚羊。这些物种抵抗高水平的狩猎，是整个农村地区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其他动物蛋白替代它们可能会大大增加鱼类种群的利用或导致生境退化以提供牧场。像许多灵长类一样，产生后代较少的物种受到甚至低水平的狩猎的威胁。由于它们比较稀有，因此通常只占猎人捕捞量的一小部分。另外，人畜共患疾病传播的不同风险与这些物种有关。一般来说，
大多数策略旨在总体上减少野生肉，而与物种的普遍程度或传播疾病的可能性无关。但是，人们可能将物种用于不同的目的。如果缓解策略忽略了这一事实，那么与保护相关性更高，对丛林肉总生物量几乎没有贡献的稀有物种(如许多灵长类动物或易患疾病的物种)将可能被忽略。
人们为什么要使用丛林肉
像许多灵长类一样，产生后代较少的物种受到甚至低水平的狩猎的威胁。意识到不可持续的食用森林猎物对目标或食用灵长类动物的负面生态后果的猎人和消费者较少。丛林肉商人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
©野生黑猩猩基金会
根据这项研究，猎人，丛林肉商人和消费者对丛林肉的偏好差异很大，动机也是如此。人们出于金钱，营养，教育和文化的原因而狩猎。例如，灵长目动物主要是被商业猎人牟取暴利，并作为奢侈的肉消费，而啮齿动物则是在缺少鱼类或家常肉等替代蛋白的情况下被猎杀和消费的。有趣的是，意识到不可持续的食用森林猎物对目标或食用灵长类动物的负面生态后果的猎人和消费者较少。相反，食用森林猎物交易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
广泛应用的缓解方法通常是基于发展，教育或文化的。结果表明，这些干预措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象啮齿动物，混蛋或灵长类动物等类群。而且，预计猎人，商人或消费者的各个用户群体会有不同的反应。
巴赫曼说：“食用的肉中多达60%来自啮齿动物，而只有7%来自灵长类动物。” “如果我们将食用森林猎物视为一种通用商品，我们可能会发现缺乏蛋白质是其使用的主要原因，并因此建议了与发展有关的项目。然而，无论蛋白质的可用性如何，灵长类动物都被消耗掉了，经济发展甚至可以增加经济资源来购买所需的奢侈品。因此，为了保护灵长类动物，与发展有关的战略需要得到教育战略的补充。”
因此，研究人员敦促决策者优先考虑计划流程：必须设定明确的目标，例如保护，发展或疾病预防。评估需要首先确定导致问题的行为，用户群及其动机。来自心理学或市场营销等学科的知识和工具可以优化广告系列。
巴赫曼说：“环境保护的科学家和从业人员常常急于寻找快速的解决方案，因为每次延误都是高成本的。” “在中西部非洲，这通常导致一种千篇一律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的结果表明，许多保护策略可能都经过调整以适合错误的目标。不良的规划不仅会影响战略的有效性，还会造成损害并浪费可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本已稀缺的资源。” HjalmarKühl补充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解决野生动植物过度开发的问题，并减少与野生动植物有关的威胁，那么对于物种保护和人类福祉，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们不能继续忽略这个问题